原标题：《碳》来了。全球经济如何才能做出“绿色答案”
如何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一直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和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发生，环境问题成为当前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风险，这也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决策者关注的焦点。
碳峰值和碳中和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热门词汇。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各国低碳经济转型的需要，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高效节约和利用资源的绿色金融理念应运而生。绿色金融发展的背后，是人类社会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也意味着绿色渐进的变化。未来，低碳经济转型和绿色金融将给世界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值得关注。为此，记者采访了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枫。
气候风险已经成为威胁经济的“灰色犀牛”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过去10年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是300万年来最高的。然而，温室气体造成的极端天气却成了蛰伏在暗处的“灰犀牛”，随时威胁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刘枫说，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各部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气候变化直接带来的物理风险，会降低生产力，导致产量下降；气候冲击会影响人体健康、婴儿死亡率等。然后降低人力资本水平；气候变化剧烈会导致资本频繁调整，进而缩短资本的使用寿命，加速资本的贬值。第二，转型风险是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低碳转型，突然收紧碳排放或技术创新等相关政策，导致高碳资产重新定价和金融损失的风险。目前，在欧盟的领导下，征收更高的碳排放税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未来，在绿色发展的要求下，各国必然会进一步收紧监管、政策和税收政策。同时，气候变化已经开始改写一些基础行业的竞争优势规则。以汽车行业为例，在电动/低排放汽车市场上实力不强的企业将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在能源领域，拥有“不燃碳”储量的企业可能会因新规定和竞争格局变化而陷入“资产搁浅”的困境，无法经济地开发和利用这些资产。
刘枫说，对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在微观层面，气候变化将影响金融机构的商业活动和投资决策。气候变化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贷款和投资损失或金融机构业务中断。保险机构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灾害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将面临损失。此外，气候变化可能会降低部分资产的流动性，金融机构可能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难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最终导致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宏观层面，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更多资产的风险溢价，抬高部分资产的价格。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风险可能是顺周期性的。由于不同投资者的投资组合可能是相似的，一旦环境风险出现，资产价格就会上涨，这可能会影响不同的金融机构并导致违约
由于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和环境能力的限制，基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所有国家都在共同努力，掀起新一轮绿色发展浪潮。
2003年，包括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ABN银行和西德国家银行在内的10家银行宣布实施赤道原则。此后，对社会负责的投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概念成为投资领域的流行趋势，环境责任逐渐被纳入投资考虑。通过市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推动，国际社会就发展绿色金融达成共识。此后，2015年12月，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标志着全球经济活动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转变的开始。
就该地区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前沿。刘峰认为，经过20世纪60年代自下而上的思想动员、70年代的制度动员和80年代的经济动员，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在90年代已经基本解决，环境政策和制度框架日益成熟，进入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其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水平也大大提高，环境产品的影子价格逐步恢复，公众的环境消费意识和能力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化时代，逐渐饱和的传统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实际上为发达国家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条件。
虽然绿色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很早，但除了少数与国际环境合作有关的项目外，绿色金融的概念并没有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而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当时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从碳峰值到碳中和的时间比欧美发达国家短得多，碳中和曲线的斜率更陡，这将是一个更困难的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2016年9月，在中国的倡议下，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正式成立，G20峰会发布的《巴黎协定》首次纳入绿色金融。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定义、目的和范围，明确了绿色金融面临的挑战，提出推动绿色金融全球发展
的7个选项，成为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指导性文件。而在减排方面，去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90年就已实现碳达峰，承诺的碳中和时间多数在2050年。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普遍预留了60年的时间，来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而我国作出的承诺是用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从碳达峰实现碳中和，这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承诺和大国担当。低碳转型带来崭新经济增长点
目前《巴黎协定》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要实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21世纪下半叶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全球每年需要新增投资数万亿美元，推动环保新科技研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改造。这些项目投资期限长且金额巨大，存在庞大投融资需求，为全球经济创造出新的增长点，也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以我国为例，生产和供应的电力、蒸汽和热水部门碳排放量占比达到51%，显著高于其他部门。这意味着要实现碳中和，就需要加速电力供应的转型升级，也就是从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转变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系统。可以预见，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正持续催生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等绿色产业新业态。同时，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环保红利”进一步释放，企业更有动力引入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壮大，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企业对绿色金融的融资融智融技需求不断增加，为金融机构资产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
刘锋表示，通过构建涵盖投融资、基金、保险、租赁等在内的多元化绿色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将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绿色引领型发展模式，为绿色金融发展注入新内涵、打开新空间。同时，随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强制性要求、绿色项目激励机制、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逐渐完善，环境权益将进一步物权化，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等金融服务将获得广阔拓展空间，为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在经济低碳转型方面，中国虽然较发达国家起步稍晚，但经过近年的实践，发展迅速。其中，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产品涨势迅猛。中金公司的对比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近12万亿元，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本外币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中国凭借自身努力在绿色发展道路上后发先至，也为全球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刘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推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上，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显著特征。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后，首先是由市场中介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自下而上”的推动，政府参与度较低。中国是首个建立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可以通过政府推动，集中私人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同时发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我国政府负债率和私人部门负债率与国外相比相对健康，有较大政策空间。国有企业由于规模大、易监督，政策性银行由于期限长、成本低，有天然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优势。
因此，近年来我国的区域绿色金融改革成效显著，初步形成以“湖州经验”为代表的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成果，实现科技赋能，能源革命与信息革命同步发展。眼下，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已深入开展。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碳排放量仍有较大降低空间，是全球绿色金融的重要倡导者和引领者。
绿色经济发展风口下挑战仍存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经济低碳转型以及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挑战。就我国而言，虽然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刘锋在采访中表示，完善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而构建统一套完备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是当务之急。在国际方面，各界人士对绿色金融概念的理解都不尽相同，绿色标准不统一、缺乏一致性，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存在一定障碍，增加了金融机构业务管理的难度与成本，限制了绿色金融产品的衔接与流通，阻碍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企业、消费端对绿色金融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统一理解，对国际领先的ESG理念认识和践行也有待深入了解。此外，绿色金融产品单一。虽然近几年我国金融机构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但我国现有绿色金融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绿色债券、碳金融、绿色基金及绿色保险等其他绿色金融产品仍较少，难以满足市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
而在全球层面，在低碳转型下，绿色产业成为资本追捧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并非对环境全无影响。在这场绿色变革中，如何在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中掌握平衡至关重要。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一切生物的摇篮，孕育抚养了人类社会的繁衍发展。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经济低碳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潮流，各国将如何做好这份“绿色答卷”，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