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经济逐步复苏，通胀快速回归，新兴市场多国央行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近期，随着美联储政策信号从“鸽子”变为“老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的可能性增大。为防范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部分央行掀起新一轮“加息”。
上月以来，智利、巴西、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相继加息。
当地时间8月4日，巴西央行宣布加息100个基点，关键利率将从4.25%上调至5.25%。这是巴西央行今年第四次连续加息。此前三次加息都是75个基点，最近一次加息是2003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巴西央行预计将在下次会议上以同样幅度加息。
7月23日，俄罗斯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100个基点至6.5%，为2014年卢布危机以来最大幅度。此次加息后，俄罗斯央行今年已四次加息，累计加息225个基点。
智利央行和墨西哥央行也在过去两个月三年来首次加息，分别加息25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回升，但经济复苏伴随着高通胀，这是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急于”加息的主要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1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疫情期间，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极其充裕，货币大幅升值。同时，全球经济复苏显示需求恢复快于供给恢复，芯片持续供不应求。运费屡创新高，给大宗商品和耐用品价格带来较大上行压力。”可见，全球通胀短期上升已成为现实。
事实上，在截至今年6月的12个月里，巴西的通胀率已经超过8%，是官方设定的2021年3.75%通胀目标的两倍多；俄罗斯央行预测，今年的同比通胀率为5.7%至6.2%，远高于央行4%的目标，之后将在2022年回落至4%至4.5%，2023年进一步回落至4%；墨西哥的通胀目标是3%，但在今年4月达到了近6.1%的历史峰值，此后一直在这个水平附近徘徊。
与发达经济体不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常等不起。即使是短期的通货膨胀也会严重影响其货币的价值，损害公司和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
此外，随着欧美发达国家进入经济复苏的下半场，近期不少美联储官员转向“鹰派”，这也加大了不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策压力。从历史数据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危机发生时，美联储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拯救了市场，实际上也将自身调整的成本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在经历了短期资本流入、本币升值、资产价格上涨和杠杆率上升后，随着美联储重返货币政策正常化轨道，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新的挑战。
美联储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往往导致资本加速流入新兴市场。当美联储降息以降低短期利率或QE降息以降低长期利率时，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行都会效仿。但考虑到国内通胀等原因，其实力往往不及美联储，从而加大两国利差。美联储的宽松政策降低了美元汇率和借贷成本。美国资本会借入美元，投资于相对利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高的回报。
然而，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到来，利率上升将使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大规模外逃。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7月份新兴市场组合外资净流入大幅放缓，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组合外资净流入降至77亿美元。据IIF称，这主要是因为投资者受到美联储“鹰派”立场和监管政策的打击，导致大量资金流出新兴市场股票。7月，新兴市场股市流出105亿美元，为10个月来最差数据。此外，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目前比2月中旬的峰值低7%以上。中国人民银行报告认为，未来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加速，可能引发金融市场估值调整，增加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流出和汇率贬值压力，增加偿债和再融资风险。
多重风险下，加息成为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共同选择。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赵雪晴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一些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面临货币政策困境，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提前转向会损害经济复苏的进程，但转向“滞后”也将损害通胀和金融冲击。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面临分化的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疫情防控、财政货币政策、融资能力等方面空间有限。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复苏节奏和动能方面存在差距。与此同时，新兴市场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韧性更强，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对外依存度、国际收支等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然而，尽管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转向对新兴市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但市场分析师普遍认为，近年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常账户余额的走强和外汇储备的增长，有利于其抵御国际市场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IIF的基础是外债、经常账户赤字和国家
际直接投资相对外汇储备的比例来衡量新兴市场的经济脆弱性发现，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比2013年时更为健康。彼时遭受冲击最为严重的南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目前的经常账户赤字平均占GDP的0.4%，大幅低于2013年的4.4%。整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情况好于2013年，大概率不会重现“缩减恐慌”。
